（实习记者 李雨洋） 日前，厦门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北京联合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0年春季预测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0年春季预测报告，公布了对中国2010年至2011年共八个季度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其中，调节国民收入支出失衡，提高中国居民消费能力是一大亮点。
“消费”——2010中国经济最热词
报告认为，从长期发展角度着眼，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相比，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逐渐累积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更值得关注。而诸种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中，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是基础性的结构失衡。2000年到2008年，在按支出法核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下降了1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从其构成上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降幅大大超过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的降幅；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降幅超过了城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降幅。居民消费率之低、下降速度之快，在同期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是颇为罕见的。
作为成长中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依靠外需拉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两高一低”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调整严重依赖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端产业结构，用个人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来取代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增长，有效地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不仅是当前继续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且将为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更进一步说，这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终极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从2010年开始，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最大的将是“消费”二字，即以扩大内需为主线。需关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等三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说来，一要重视进口，调整出口，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的再调整；二要转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三应调整内需和外需、内供和外供、国内结构和国外结构等。日本一桥大学副校长田近荣治教授表示，日本解决该问题的措施是让农村人口进入有更高生产率的地方，提高他们的劳动价值。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被萎缩”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决定了我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支出结构。首先，如报告中的政策模拟结果所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直接萎缩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缺乏稳定增收途径，也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张。其次，政府收入占GDP的迅速上升确保了财政收支盈余，但财政支出并没有向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住房等领域倾斜，高房价以及教育医疗等高成本直接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再次，政府和企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还提高了我国总储蓄中政府储蓄及企业储蓄所占的比例；居民被强制储蓄的压力不断上升也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
政府治理强于“完善中”的政策调整？
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两高一低”失衡，是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综合表现，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单一的政策措施难以奏效。 报告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首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均衡机制和有效制衡机制，通过体制改革，逐步纠正现存的要素价格扭曲，用市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其次，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此表示，事实上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达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合理步骤应是：推出初级阶段方案，即分清哪些可综合，税率如何设定，即改变税率——超额累进税率调整；实行实名制；举办听证会，让公众更理解，研究者更易发出积极声音，推动社会改革。
再次，应通过制度创新及政府功能转换，逐步降低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这关键在于去除导致居民强制储蓄的体制机制因素，降低居民目前因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住房等的高成本而产生的高储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能否控制房价，关键在于制度。从需求来看，保障安居工程只考虑城市困难群体，未考虑进城的1.6亿农民工，需求缺了一大块；从供给来看，投资等方面没有保障，国企本应从事保障安居工程，然而现实中这些国企却进入二级市场，成为炒地王、炒房价的主要推手，政策是要调整，但更重要是政府的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指出，调结构是被动的，沿海地区是危机迫使其调结构，而中西部地区一点调结构的主动性也没有。对此，报告建议，应当通过推进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从以GDP增长为中心向以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为中心的功能转变，实现政府支出的功能性结构转换。
（资料支持：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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