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至29日，中国文化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春田教授应邀访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期间作客中心2013-2014学年春季学期双周Seminar第3讲和第4讲，在经济楼A501会议室分别带来题为“一篮子货币权重的抉择：考虑贸易竞争对手国的影响”和“银行危机、纾困政策与银行规模大小之关系”的精彩报告。

28日上午的Seminar由中心主任李文溥教授主持。李文溥教授向在座师生简单介绍了胡春田教授。胡春田教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任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中华台北APEC经济委员会代表等，对国际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与货币理论等素有研究。

胡春田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动机。他指出，近年来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钉住单一美元是引起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因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作为替代方案，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支持。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确定，但是主要是从一国的角度研究最优权重。Ogawa andIto（2002）、Benassy-Quere（1999）、Bird and Rajan（2002）则从两国角度出发，分别构建了博弈论模型， 研究一国的最优货币权重如何受另一国货币权重的影响，但其相互影响的原因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的经济往来。胡教授指出，由于货币是一个联动系统，即使两国不存在经济往来，其汇率政策也可能是相互影响的，该研究正着眼于此。

为了说明其中机制，胡春田教授设置了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考虑两个互相之间不存在贸易联系的小国分别钉住两个大国的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且其产品在大国市场内产生竞争。在需求函数为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的假定下，对市场出清条件进行对数线性化即得到货币价格系统的相互关联方程，发现，一国产出的变动不仅受到自身汇率的影响，也受到与其无经济关联的国家的汇率影响。进一步假设一国的汇率政策意在稳定产出，又可得到一国的最优货币权重。两国的最优反应能够取得稳定的均衡，且都与另一国的权重相关。最后，胡春田教授将该结论拓展到多个小国钉住多种货币的篮子，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28日下午，在题为“银行危机、纾困政策与银行规模大小之关系”的讲座中，胡春田教授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联说起，指出货币危机常继银行危机而发生，当银行遭遇困境时，政府为遏止危机蔓延常常采取救助政策，从而对自身的固定汇率制度形成压力，令风险蔓延至全局。因此，当银行面临挤兑倒闭危机时，政府应否予以纾困成为了学界热议的话题。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研究指出，1970年-1995年间，全世界共发生26次银行危机和76次通货危机，银行问题多先于货币危机发生。对于其间机制，Velasco、Mishkin、Krguman等进行过许多研究，发展出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其中，Miller（2003，2006，2008）对纾困政策应如何根据外汇储备和危机银行规模进行抉择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讨论。

胡春田教授指出，由于假设的特殊性，Miller的研究结果有违一般直觉。Miller以利率对产出影响程度的大小界定银行规模，换言之，可以解释为用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大小区分银行，因此无从分析一国内大或小银行出问题时，是否应予纾困。为此，胡春田教授以个别银行对本国利率的影响区分大小银行，因此可以探讨针对个别银行是否应予纾困的问题。

为研究这一问题，胡春田教授在Miller的基础上修正模型，以风险溢价区分银行，并令大小银行的风险溢价以不同程度影响本国的利率形成。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中，政府通过权衡不同情况下的社会损失函数来决定纾困与否。据此得出：在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放任小银行，并根据银行规模决定是否救助大银行；在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根据纾困后的货币贬值压力、信誉损失、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等因素来决定纾困与否，总体上看，其采取救助的受困银行规模的阈值上升。不论外汇储备多少，如果银行之间存在较强的依存，从而可能引发骨牌效应时，政府都应该及时纾困，以免局势不可收拾。

胡春田教授的研究基于丰富的经济背景和清晰的逻辑结构，讲解透彻，引人入胜。两场Seminar结束后，在座师生同胡春田教授展开了热烈交流，讨论内容不仅局限于研究的细节，也涉及近期人民币贬值、台湾反服贸风波等热点时事，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胡春田教授提供了深入洞见。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吴华坤  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