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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厦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发布宏观经济预测报告
今年宏观经济调控应着力调整经济结构

       来源:搜狐教育  2010年02月08日09:59
  
  厦门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6日发布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预测报告说,相较于2009年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更多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同时,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向居民倾斜,促进经济增长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上来。
  

  两所高校当天联合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0年春季预测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中国2010年至2011年共八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这也是CQMM自2006年7月投入运行以来的第八次数据发布。CQMM是由中新两国学者共同开发的一个小型动态季度宏观模型。目前,它是中国国内少数投入运行并定期发表经济预测、经济分析与政策模拟评估的季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全国社科规划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发布会。
  

            宏观调控应着力调结构
  

  2009年,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实行了以投资扩张抑制增长下滑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确保了8.7%的增速,而且还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重点关注什么?课题组认为,今年应更多地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当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总需求萎缩在被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缓解之后,我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中心副主任、课题组成员龚敏教授说。
  

  与此同时,课题组认为,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善,我国经济增长能否逐步扭转“出口拉动、投资驱动”的原有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移至国内居民的消费扩张?这不仅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为此,今年宏观调控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居民倾斜,使经济增长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适当控制增长速度
  

  课题组预测,如果2010年和2011年美国和欧元区温和复苏,2010年央行继续维持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到2011年后降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那么,2010年中国可实现9.13%的增速。但是,2011年,GDP增长率将回落到8.51%。
  

  新加坡国立大学陈抗教授说,“今后数年,中国的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2003-2007年的两位数增长,而实现结构调整,也必须适当地控制增长速度。因此,未来数年,将经济增长预期调整到9%左右,可能更为现实,也更为有利。”
  

  此外,课题组还进行了货币政策效应模拟,发现过急过强地收紧银根,都会导致GDP、投资、消费等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较大幅度下降。为此,课题组建议,旨在控制通胀预期而对信贷进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力度不宜过强。现行的扩张性政策不宜过急退出。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有关研究数据表明,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在不断下降。但其原因,却众说纷纭。课题组通过分析资金流量表数据发现,如果让2007年保持199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07年的居民消费会增加5万亿元之多!其中,35%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变化,65%来自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这也就是说,提高居民消费率除了要重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着力于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这就需要从导致居民强制储蓄的体制因素上做文章,切实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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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建议: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扩张性政策不宜过急退出
  

  基于模型的政策效应模拟,厦门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课题组提出2010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三大建议。
  

  一是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为结构调整创造必要条件。课题组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实绩是特定政策的产物,在投资刺激和出口回归正常后,中国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另一方面,要实现结构调整,也必须适当地控制增长速度。
  

  二是现有的扩张性政策不宜过急退出。在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充分明朗之前,适度的扩张性政策仍是维持8%左右增长率的必要手段。
  

  三是调整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必须多方着手,长期努力。这其中包括坚持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降低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加大对中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性支出、逐步纠正目前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向农村转嫁工业化、城市化成本的倾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