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半年成果简报2011年第2期
（总第14期）
简要目录
★重大项目进展情况....2
★学术研讨会情况....11
★研究咨询报告....11
★主要论文、专著....19
★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重大项目之一：转型期中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中国的经验（项目负责人：王瑞芳，项目批准号：05JJD790025）
课题基本完成，项目最终报告已经制作并提交到学校相关部门。
2.重大项目之二：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协调研究：理论、证据与政策（项目负责人：黄建忠，项目批准号：06JJD790030）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项目终结报告书、最终报告已经提交相关部门。
3．重大项目之三：我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及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项目负责人：陈建宝，项目批准号：07JJD790145）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项目终结报告书、最终报告已经提交相关部门。
4.重大项目之四：“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李文溥，项目批准号：07JJD630226）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项目终结报告书、最终报告已经提交相关部门。
5．重大项目之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项目负责人：刘榆，项目批准号：08JJD790134）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地区收入差异及其微观机制：基于教育年限和水平的研究》（黄燕萍、刘榆，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在内生增长的框架内，本文通过生产函数、技术创新与模仿方程的设定，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教育年限的决定因素以及不同等级教育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发现：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的年限与人均收入和期望收入有关，物质资本的投入受人力资本的影响。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发展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两者的作用不同。前者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后者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技术模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继而增加最终产出。此外，加强高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比东部地区更大。据此，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阶段性成果之二：《习惯形成、借贷约束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RBC模型的实证分析》（吕朝凤、黄梅波，《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
内容摘要：本文先确定1979～2009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消费、投资波动与产出高度相关，产出波动高于消费波动，但低于投资波动。然后，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和借贷约束引入RBC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本文模型能够解释实际消费、就业、投资和产出波动的82．22％、79．09％、99．75％、99．57％；（2）这一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解释力要强于未包含劳动的RBC模型、包含资本劳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引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可分劳动RBC模型。
阶段性成果之三：《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王麒麟、赖小琼，《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内容摘要：通过验证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产出效应，没有增长效应。以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影响时，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而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三项支出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在静态分析中，教育支出的影响非常大，而引入滞后项后，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在当期较弱，到下一期才会大大强化；(3)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科学支出的下期影响是负向的，只有财政教育支出的下期影响是正向，且影响幅度超过当期，这说明在这三项支出中，教育支出更具有产出效应的持久性。
6．重大项目之六：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项目负责人：邱崇明，项目批准号：08JJD790136）
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系统性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持续性》（卢盛荣、邓童，《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定义给出了三种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分类，即通货膨胀的自相关性、系统性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最大影响的滞后期以及非系统性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最大影响的滞后期。其中，与美国和英国一样，中国的第一种通货膨胀持续性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三种通货膨胀持续性属外生的货币冲击是不可控的，而第二种通货膨胀持续性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第二种通货膨胀持续性在中国也非常明显的存在，并且其持续期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要比紧缩性货币政策中长。第二种通货膨胀持续性即系统性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滞后区间是在货币政策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我们使用卢卡斯预期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一点。
阶段性成果之二:《我国地区间金融法制环境差异与区域信贷配给》（邱崇明、王东明，《现代管理科学》2011年第9期）
内容摘要：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保障金融契约的顺利执行，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在信贷市场上，完善的法治环境可以降低信贷配给，扩大信贷规模。文章根据Jappelli,Pagano & Bianco(2005)的模型分析金融法治环境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机理，并指出我国区域法治环境差异状况对区域信贷配给和信贷供给的重要影响。
阶段性成果之三:《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研究》（王东明，《现代管理科学》2011年第9期）
内容摘要：我国货币政策区域问题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利于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保证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成为我国政策当局的现实选择。文章将总结我国（金融）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历史经验，分析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操作的现实基础，进而指出需准备的工作，以期提高差异化操作的效力。
阶段性成果之四:《中国省际贸易流的估算》（卢盛荣、于洋，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省际间分工与贸易关系的形成与演进，是省际间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内各省之间的贸易在发挥市场规模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不像对外贸易有着详细的统计资料，省际之间的贸易由于没有海关统计，资料收集困难，因此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对国内贸易的全面统计数据，往往只有部分数据，所以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根据可得数据进行省际间贸易的推算。本文根据部分地区主要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及其它相关统计数据，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引力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省际间贸易进行估算，以期对国内省际贸易流进而对各地银行支付结算业务进行比较分析。
7.重大项目之七：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转型研究（项目负责人：林致远，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8）
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建立扩大内需的财政制度》（林致远，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
内容摘要：当前的政府及其财政制度安排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特征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这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导向型经济。为此，应当从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划分、调整当前的税制结构、厘清税与非税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当前的财政制度安排做出重大调整。
阶段性成果之二：《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及其经济效应》（林致远、唐晓婕，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财政分权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逐渐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资源配置权限。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以一定的财政收入为保障，然而，中央在财力上的集中和事权上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资金难以满足其支出需要。为此，作为理性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会开展争夺税收资源的活动，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格局由此形成。而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虑的评价机制，加剧了税收竞争的程度，对经济运行产生了重要的效应。一方面，税收竞争有利于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税收竞争可能导致税收减少，造成公共投入不足。此外，制度漏洞所致的变相竞争和恶性竞争，将对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本文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利用我国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省际间的税收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进行了分地区的检验和比较。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着具有空间相依性的税收竞争策略性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正效应和负效应两方面探讨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8.重大项目之八：转轨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靳涛，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9）
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经济自由与可持续增长：中国的检验(1978-2008)》（张建辉、靳涛，《中国工业经济》2011第4期）
内容摘要：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内，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自由及其增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越自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经济自由不仅直接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同时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途径产生间接的影响。分指标检验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城乡人口流动自由、金融深化和非国有化都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率，而通货膨胀、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干预则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方法表明，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这使我们认识到推进经济自由并不是单纯的制度建设，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耦合的演进逻辑。
阶段性成果之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靳涛，《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4期）。
内容摘要：新中国60年既是制度变迁的60年,又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60年,并且这二者互相交织，不可分割。本课题从新中国60年的实际进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改革开放前后30年比较的角度，从两次方向相反的制度变迁发生的内在逻辑为主线，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相互依存的角度对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经验教训做了揭示。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视角对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给出了内在的揭示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深化给出了建议和对策。
阶段性陈国之三：《中国转型式制度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一个实证研究》（张建辉、靳涛，《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内容摘要：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经验事实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指数，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转型式制度冲击波动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国经济转型以来，制度变革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明显。转型制度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周期更长，同时其冲击影响具有递减性；在各个转型变革中，非国有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最大；转型式制度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冲击需要一定的时滞，这符合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性质特征。另外，宏观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转型式制度变革，宏观经济表现的好坏也影响到制度变革存在的合理性和其发挥作用的持久性。
阶段性成果之四：《转型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经验(1978-2008)》（张建辉、靳涛，《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内容摘要：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根据1978年到2008年3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归纳、揭示以及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整个曲线比较平缓。同时，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有理由认为中国的转型特征削弱了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农村收入增加的效果。具体来说，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几个因素中显得十分突出。研究结果明显表明，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转型式的增长方式有关。
阶段性成果之五：《FDI与地方政府R＆D投入对增长的带动效应与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靳涛、褚敏，《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各省区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和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比较分析FDI与政府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与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大于政府R&D投入产生的效应，而政府R&D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各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了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但该能力与政府R&D结合的经济效益不明显。沿海地区FDI的竞争负效应显著，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挤出效应。
9.重大项目之九：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的拓展：CQMM II期（项目负责人：龚敏，项目批准号：10JJD790001）
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1）举办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1年秋季预测发布会、筹办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春季预测发布会
论坛暨发布会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1年秋季预测发布会”在新加坡顺利举行
8月20日，由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1年春季预测发布会”在新加坡顺利举行。本次公布了课题组对中国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共六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本次发布会也是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十一次发布。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校长助理韩景义、社科处副处长陈武元、中心主任李文溥、副主任林致远等出席了本次论坛暨发布会。
论坛暨发布会之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春季预测发布会”在新加坡顺利举行
根据课题组计划，由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春季预测发布会”拟于2012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将公布了课题组对中国2012年上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共六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2）阶段性成果
阶段性成果之一：《China’s Growth Model
and Structural Unbalance in the Open Economy》（Wenpu Li,
Min Gong，Frontiers Economics in China. 2011, 6（2））
阶段性成果之二：《论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增强产业竞争力》（李文溥，《中国改革报》2011年7月29日理论版（3版））
阶段性成果之三：《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探析》（李文溥、郑建清、林金霞，《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计算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考察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发现2009年我国制造业ULC甚至低于1999年；与我国FDI主要来源地、主要贸易伙伴国以及FDI、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发现：我国制造业ULC低于上述国家或地区，而且优势在进一步强化。计算我国制造业分行业的ULC，发现近十年来，约一半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ULC正在上升，其余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大部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UCL则在下降，然而，近十年来，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随着劳动报酬的提高，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在增长，企业利润率在提高，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了。
阶段性成果之四：《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兼论劳工工资的上涨空间》（王燕武、李文溥、李晓静，《统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计算、比较中国与主要出口竞争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发现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原因是多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使单位劳动成本保持下降趋势。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RULC)的比较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提高工资将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国内市场、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中国制造业仍能够承受约50%的劳动报酬上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ULC数据说明，尽管汇率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但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这种附加优势已基本消失。
阶段性成果之五：《城乡不同收入群体通胀差距对收入、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实证分析》（龚敏、李文溥，《中国流通经济》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实证分析了中国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所面临的收入差距、通胀差距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通过构建城镇7个收入组别、农村5个收入组别的消费行为方程，本文分析了总量CPI的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CPI、收入及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CPI的上涨对农村居民的冲击大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大于高收入群体。城乡以及城乡不同收入群体面临的通胀差异会扩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差距，削弱我国居民对通胀的耐受力；同时抑制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旨在控制总量通货膨胀的政策需要兼顾缩小城乡居民的通胀差距。
阶段性成果之六：《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6期）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分析2011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其次，基于对2011-2012年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利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预测我国2011年下半年至2011年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第三，模拟美国经济二次衰退下，中国经济进出口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第四，提出政策建议。
10.重大项目之十：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项目负责人：许文彬，项目批准号：11JJD790046）
课题按照投标书的原有计划进行，本阶段主要工作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课题研究重点等进行有效地论证，多次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按计划及专家意见布置课题组相关任务；目前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中国经济转轨的长期考察：一个新视角》（许文彬，《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
内容摘要：本文在一个长期的视角上重新审视了中国经济的转轨进程。论文认为，我国的经济转轨在一个更长期的视角上看是从采邑向市场的转轨，它要求建立以社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而使经济体内生出跨采邑交易的需求；还要求经济体制实现足够的市场化，才能使上述需求获得真实的市场表达。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改革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前者开启了我国经济工业化的道路，后者为市场半径的扩大和市场规则的扩张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支持。在二者的合力下，我国经济最终突破了延续千余年的采邑经济反馈环，迈向以契约化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之路。
★学术研讨会情况
会议名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
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1年秋季预测发布会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
举办时间、地点：2011年8月20日，新加坡
成果摘要：8月2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报社联合主办，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新加坡委员会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协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1年秋季预测发布会”在新加坡顺利举办。本次会议公布了课题组对中国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共六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本次发布会也是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十一次发布。
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校长助理韩景义、社科处副处长陈武元等出席了本次论坛暨发布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首先致欢迎词，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陈永财、我校校长助理韩景义先后讲话。
韩景义说，2011年作为中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此时召开论坛暨发布会，对于我们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围绕着“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和开发，围绕着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形成了新的合作格局，衷心地希望这一合作能不断发展，学校也将一如既往地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合作项目。
发布会上，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与厦门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抗共同报告CQMM 2011年秋季预测结果。
报告认为：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较为显著。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通货膨胀对居民实际收入的侵蚀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削弱了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这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并非旦夕可致，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课题组假定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2011年欧元区能避免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基于这个谨慎乐观的判断，CQMM预测：由于外部经济复苏缓慢，在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向常态回归后，GDP增长将转入高位稳中趋降的态势，价格水平也将缓慢下降。2011年GDP将增长9.28％，但CPI依然可能高达5.34％；2012年GDP增速可能减缓至8.91％, CPI也将缓慢回落至4.93％，依然高于4%的政策目标。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就外贸而言，尽管进出口增速持续下降，贸易顺差还将持续；外汇储备仍将继续增加。
至2011年8月，美国疲软的经济复苏，以及主权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一时大幅提高。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了二次衰退，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值得高度重视。课题组应用CQMM模拟了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其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模型假设美国经济2012年全年GDP增长率降为0，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同时，受此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也进一步下滑至1.1％。为应对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假定央行在2012年第一季度减息0.25个百分点；并使M2增速在2012年全年保持在18%的水平。模拟结果显示，与原先的基准预测相比，2012年GDP增长率预计将减少0.67个百分点，达到8.24％；CPI可降至3.95％，低于4％的政策目标。模拟发现，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对中国进出口的冲击最大，并将导致净出口的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基于上述研究，课题组认为：在外部市场复苏乏力、国内宏观调控恢复常态后，GDP增长的减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同时，给定生成通胀原因的复杂性，稳定物价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努力，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对于通胀的潜在威胁仍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一是不应该为勉强保持过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断刺激投资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二是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三是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较长时期累积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即“两高一低”），已使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不得不通过超常规的投资增长来力保经济增长。通过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的投资来弥补民间的投资下滑，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既有的结构失衡，而且还形成了新一轮的不良债务。“十二五”以至今后继续依靠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维持2003年-2008年那样高速增长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旧的政策模式不可复制。显然，我们需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这一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报告最后，课题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货币政策方面。在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同时，促进宏观调控手段从数量工具为主逐步转向价格工具为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调整，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财政政策方面。着力调整税制结构，优化税制设计，改善税收分享体制；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逐步减少逐项申请制的专项转移支付，扩大制度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财力资源与事权的对等；推进制度创新与改革，提高公民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与约束能力，使财政进一步从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建设财政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扩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真正民生领域的支出比例，切实保障经济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到位。进一步提高城乡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与标准。3.正视进出口增速下滑的趋势，一方面要因势利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部分落后的生产力，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和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快改革，破除国企垄断，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出台保障就业的相关措施，以确保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得到再就业。4.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积极应对进出口增速回落中的外汇储备持续扩大，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拓展对外投资空间，逐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投资大国的转变。
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上，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任陈光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立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等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政策等汇报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论坛最后，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新加坡委员会主席陈企业总结发言。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新加坡电视台、新加坡联合早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