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 重大项目之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项目负责人：彭水军，项目批准号：12JJD790027）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已提交最终报告撰写和结项审批材料。
2. 重大项目之二：集聚经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财税行为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建宝，项目批准号：15JJD790029）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经济集聚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征税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禚铸瑶、陈建宝、宋超，《统计研究》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利用1999—2008年我国280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三维经济集聚指标体系，本文度量了我国地方经济的集聚特征;分别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的征税策略以及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形态和规模差别较大；（2）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经济集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征税策略，其税收竞争是政策引导下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博弈，而非“逐底竞争”；（3）东部地区企业实际税负与劳均资本、资本流动性的关系有别于中西部地区；（4）企业性质结构、企业规模和城市基建水平均对企业实际税负存在显著影响。
阶段性成果之二：《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可加动态面板模型的惩罚二次推断函数估计》（丁飞鹏、陈建宝，《高校应用数学学报A辑》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工具变量法是估计动态面板模型的常用方法，但该方法并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矩条件，导致所得估计有效性不足。为此，本文首先采用变量变换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再用惩罚二次推断函数法推导出个体内具有一阶自相关结构的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可加动态面板模型中未知参数和函数的估计；进一步，证明了所得估计量的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同时还用Monte Carlo模拟实验比较了该方法和半参数GMM法在有限样本下的表现;最后将所述方法应用于实际数据分析中。
阶段性成果之三：《经济集聚如何影响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禚铸瑶、陈建宝、宋超，《统计研究》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合理引导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行为是当前中国财税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关于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多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税收竞争背景下的经济集聚对于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并基于1998-2007年的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论文的理论假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不是依据绝对的经济集聚水平、而是依据相对的经济集聚水平来征收集聚租；同时，不论是经济空间上“相邻”地区还是行政空间上“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本地区的政府税收执法强度。
阶段性成果之四：《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鞠芳煜、陈建宝，《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在不同财政状况下的行为模式，基于我国地市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考察了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显著为正，并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随着地方财政自给水平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由小变大，先是缓慢增强，而后急剧增强。据此，有针对性地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阶段性成果之五：《利率期限结构是否包含了预测汇率变动的信息?》（邓明、吴亮，《数量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内容摘要：由于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未来经济运行的信息，本文首次利用2006年4月到2014年12月中美两国利率期限结构的月度数据，通过动态Nelson-Siegel模型抽取两国利率期限结构的相对水平、相对斜率和相对凸度三个相对因子，基于三个相对因子检验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测能力。实证研究表明：第一，相对因子模型对汇率在1个月到12个月的预测期具有可预测性，相对水平因子或相对斜率因子增加1%分别导致人民币升值1%和2%，而相对凸度因子增加1%会导致人民币贬值1%；第二，基于CW检验统计量的滚动窗预测表明，在所考虑的各个滚动窗和预测期下，相对因子模型的预测能力优于随机游走模型和非抛补利率平价模型。因此，可以利用利率期限结构中的信息提高预测汇率变动的精度。
阶段性成果之六：《非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李坤明、陈建宝，《高校应用数学学报A辑》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放松了参数空间滞后模型中自变量的影响为已知的线性或非线性形式假设，考虑一类非内生自变量为随机变量的非参数空间滞后模型，构建了该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法，导出了其估计量的渐近性质，用Monte Carlo模拟方法考察了估计量的小样本表现。此外还将所提出的估计方法应用于估算我国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阶段性成果之四：《财政分权是否强化了“资源诅咒”效应?》（邓明、张思敏，《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资源诅咒”现象被证实存在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中，因此，寻找影响“资源诅咒”效应的因素对于资源充裕但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财政分权这一制度变量对“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并基于1993～200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该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强化了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为GDP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在能源开发上的投资挤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财政分权对“资源诅咒”效应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之一。
3. 重大项目之三：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与促进经济有效增长（项目负责人：柏培文，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1）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劳动力供应、行业发展与货币供应的增长效应》（柏培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内容摘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研究我国货币供应与产出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并考虑劳动力供应和行业发展特征的影响。理论模型分析表明:货币供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带来产出增加和就业扩大，但也带来价格水平上升，其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和产品满足需求是产出增长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应对产出和就业增长确有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行业差别，其中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快的有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零餐饮业和综合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也有较好增长，而采掘业、制造业产出增长尚可，但就业增长不高，交通邮信业、电煤水业、农林牧渔业则产出和就业增长均不高。
阶段性成果之二：《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劳资收入分配失衡性及其公平性》（柏培文，《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收入分配关系的公平性。从研究结果来看，当采用客观公平性来度量时，可以看到企业基本呈现劳动偏向分配；但当采用主观公平性度量时，大多数企业呈现资本偏向分配。当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时，无论客观和主观公平性均表现为资本偏向分配。从影响资本劳动收入分配公平性倾向来看，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形成资本偏向分配，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形成劳动偏向分配，董事长总经理是否兼任、监事占比、管理层不领薪人员占比的变化对分配公平性倾向影响不显著，并且这一特征存在地区、企业性质、行业和时间段的差异。
阶段性成果之三：《服务业OFDI是否促进了中国服务业出口》（吴骏、柏培文，《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
摘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业OFDI对服务业出口的影响机制，然后针对服务业OFDI是否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出口问题，利用2004—2015年相关数据，采用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方差分解方法和出口国际竞争力指数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OFDI没有很好地促进中国服务业出口。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国服务业技术导向型OFDI占比偏低和传统行业OFDI占比较大，为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阶段性成果之四：《所有制差异、企业动态更替与外延型资源错配》（靳来群、莫长炜，《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内容摘要：虽然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抓大放小严进入"提升了国有部门生产率，但在二元所有制体制下，中国经济整体的企业动态更替过程及其带来的市场选择效应、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仍存在较大的扭曲。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所有制歧视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率，提高了其市场退出率，进而扭曲了企业动态更替的过程；(2)全要素生产率(TFP)较高的民营企业被TFP较低的国有企业“淘汰”了，即在二元所有制下大量“僵尸”国有企业破坏了企业动态更替的市场选择效应；(3)民营新进入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实现了TFP的快速增长，而国有新进入企业却存在着明显的退步效应；(4)企业更替带来的竞争效应仅对民营企业有效，而对国有企业并无显著作用。
阶段性成果之五：《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及区域差异性分析——基于我国排污费调整的实证研究》（刘晔、张训常，《税务研究》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在部分省市调整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排污费在污染减排方面的有效性，以及排污费的减排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排污收费制度对于抑制我国污染排放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还发现提高排污费只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起到了显著的减排作用，并且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更大，然而对于西部地区，虽然提高排污费也有减排效应，但并不显著。由此从总量减排目标出发，建议设置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2018年我国开始实施具有区域差别税率的环境保护税提供了经验支持。
阶段性成果之六：《随机效应广义空间滞后半参数变系数面板模型的估》（唐礼智、刘玉，《统计研究》2018年第2期）
本文通过构建同时包含因变量和误差项空间滞后的随机效应半参数变系数面板模型，拓展了现有模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采用截面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出了参数和非参数的估计。理论证明发现：在一定的正则条件下，所有估计量具有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数值模拟显示：估计量具有良好的小样本性质，估计精度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而增加；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对估计量的表现没有产生显著差异，但是在Case权重矩阵下，当样本量相同时，空间相关系数的估计偏差随着空间权重结构复杂度的增加而扩大。
阶段性成果之七：《线上线下价格指数的互动：替代还是整合?》（唐礼智、刘玉，《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阿里巴巴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aSPI-core)一经推出，其与线下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关系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判断两个指数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整合关系，应着重解决aSPI-core和CPI的关联性和收敛性问题。本文以2011年2月至2015年12月之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关联性上，长期层面CPI对宏观经济物价变动的敏感程度要强于aSPI-core，短期层面两个指数之间的瞬时影响效应并不明显，因此直接使用aSPI-core替代CPI变得不可能。在收敛性上，在短期内，由于消费品和服务本身的特性、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差异性，使得aSPI-core和CPI所属分类的价格呈现不同程度的收敛特征，相互替代成为不可能，更多表现出一种互补性；在长期内，随着网络服务模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政策限制的逐渐消除，aSPI-core和CPI将逐步由互补迈向整合。
阶段性成果之九：《中国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资本回报率及其收敛性：1978—2013》（柏培文、许捷，《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资本租金公式框架构建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模型，估算中国各省(市、区)1978—2013年三次产业资本回报率。研究发现，2004年以后中国资本误置愈发严重，且以产业之间效应和交叉效应为主。中国三大产业资本回报率全国范围内的绝对收敛虽然存在，但是速度极为缓慢，缩小地区差距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会显著提高其收敛速度。“地理学第一定律”同样适用于对资本回报率的收敛分析。
阶段性成果之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刘晔，《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民生导向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特征。当前，我国需要加快建立以民生福祉为中心的现代财政制度。这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保障，还是促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与支柱，更是实现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由此，既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总量，也要更加注重财政制度建设、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具体而言，应以服务民生为中心，加快财政三大制度建设，即理顺中共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预算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税收制度；通过进一步深化党政机构改革，有效控制并缩减财政管理支出比重，为财政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创造条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财政民生支出结构；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来切实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
4. 重大项目之四：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再拓展（项目负责人：龚敏，项目批准号：17JJD790014）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产业结构与劳动份额的统一性研究——基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的理论模型解释》（龚敏、辛明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内容摘要：通过构建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要素替代弹性影响下产业结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对应“工业化—去工业化—产业结构稳定”三个产业结构阶段，劳动份额有“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1）要素替代弹性的产业间差异可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又进一步影响劳动份额，这可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份额下降和2007年以后的劳动份额上升现象。2）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容易引起资本替代劳动，这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稳定后的劳动份额下降现象。目前要提高我国劳动份额，应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控制房地产业过热发展等措施，减弱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
阶段性成果之二：《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3期）
内容摘要：厦门大学课题组于2018年2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第二十四次预测发布。本次预测发布了2018年和2019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重点考察了国企“降杠杆”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出，在当前经济投资构成下，“降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难困境。应通过加快民间投资增速，以补偿“降杠杆”可能造成的经济增速下降，实现“降杠杆”与“稳增长”的双重目标。根据预测及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建议：政策当局应抓住今明两年国内外经济的有利时机，综合应用各项政策措施，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将政策重点放在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回升之上。
★学术研讨会情况
会议名称：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8年春季预测发布会暨研讨会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
举办时间、地点：2018年2月27日，（北京）新华社
成果摘要：2月27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新华社发布研究报告称：今明两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6.5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的可能性很低，但仍将延续“稳中趋缓”的态势；同时，物价水平将保持在可控范围，无明显通胀风险。
这份报告是在当天我校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8年春季预测发布会”上发布的。主要内容是今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这是该成果第24次向海内外发布。该项研究基于我校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研制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进行。经过多年持续不断地拓展与完善，该模型已升级至第五代模型，成为一个拥有72个行为方程、12个恒等式和96个变量的中等规模的宏观计量联立方程模型，不仅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是少数历经十多年还在“服役”的预测模型。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在发布会上表示，哲学社会科学是厦门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之一。以王亚南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传播者为厦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厦门大学成为我国早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厦大始终牢记和弘扬这一光荣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会上还发布了《百位经济学家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始于2013年8月，每年进行两次，与《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同步发布。迄今已发布了10次，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后，在“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单位的近20名专家学者围绕“防控金融风险与高质量发展”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道琼斯金融通讯社、华尔街日报、香港经济导报等近50家海内外媒体记者到会采访。
会议名称：第二届东亚宏观经济国际论坛（2018年）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德国哈根大学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举办时间、地点：2017年11月4日至5日
成果摘要：5月10日至11日，由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德国哈根大学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东亚宏观经济国际论坛（2018年）”在我校经济楼A501会议室顺利召开。在一天半的议程中，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等地的与会学者围绕“东亚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多维度展示了各自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在10日上午举行的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上，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陈武元教授首先代表厦门大学致辞。他表示，近年来厦门大学高度重视与国际接轨，主动走出去，积极引进来，探索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已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方面取得卓越研究成果，正在积极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这次论坛将为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参会者都将得益于学术观点的交锋，并将加深彼此的学术联系。其次，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系统跟踪和深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理，为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继去年德国哈根大学邀请中心学者在哈根共同举办了第一届论坛之后，我们非常高兴第二届论坛能够在厦门大学举办。他希望这次论坛能够为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提供一次深化学术交流的机会。最后，哈根大学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Helmut Wagner教授介绍了其中心的成立宗旨、基本概况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他希望，双方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将该论坛持续举办下去，使其成为探讨东亚特别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年度学术品牌盛会。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敏教授主持。
此次论坛的召开得到了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包括美国密西根大学、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德国哈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日本一桥大学、日本神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研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参加。论坛分为6个分场次，共选出17篇代表性论文在论坛期间进行了详细交流。
在第一分场次，演讲嘉宾是密西根大学的George Fulton教授和台湾“中研院”的瞿宛文教授，由厦门大学龚敏教授主持。George Fulton教授发表了题为“The U.S. Economic Outlook”的报告。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拥有66年历史的密西根RSQE模型；其次，针对近期美国经济的现状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汇报了美国经济2018-2019年度的重要指标预测数据；最后，指出了影响预测结果的可能因素。在题为“Industrial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multi-layered model”的报告中，瞿宛文教授表示，在中国特有国情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机制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她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提出2004年以前中央地方多层次的决策机制是中国汽车产业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她认为2004年之后，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削弱了汽车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第二分场次中，来自哈根大学的Antonia Reinecke、云南财经大学的龚刚以及来自神户大学Shigeyuki Hamori等发表了演讲，厦门大学王燕武副教授主持。Antonia Reinecke在“Estimating the Local Effectiveness of Institutions: A Latent-Variable Approach”中构建了一个政府效率指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政府效率对出口份额的影响。龚刚教授围绕“Two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展开分析，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宏观经济模型试图解释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汇点，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Shigeyuki Hamori教授则报告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The Case of Economic Growth Data”。在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方法之后，他使用六种机器学习方法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并认为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方法的表现各不相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铎铎研究员的主持下，第三分场次由伦敦大学的Hong Bo、厦门大学的刘榆、哈根大学的Linda Glawe进行了分享。Hong Bo教授以“To what extent does bank financing matter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为题，使用1774个中国上市公司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银行贷款对不同所有制企业R&D投资的影响。她发现，与成熟经济体不同，银行贷款在中国对R&D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银行更倾向于直接向那些已获得政府拨款的企业提供R&D投资的贷款资金。刘榆教授则在其论文“Re-examina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中着重分析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索罗剩余估计TFP所存在的缺陷，并在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两种情形下严格推导了定义索罗剩余的公式。Linda Glawe以“On the Deep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 Provincial Perspective”为题，利用政府效率指标，研究了省级政府效率改进对人均产出增长的影响。她认为省级政府效率对经济发展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第四分场次中，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Karen Jackson教授以“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China Dream?”为题，采用结构重力模型对中国“一带一路”对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她认为，“一带一路”能为中国和欧盟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而中国投资能够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一桥大学前副校长Eiji Ogawa教授报告的题目为“Effects of FRB’s Raising Interest Rates on Regional Currencies and Reg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A Case of East Asia”。他详细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东亚货币汇率的影响，并探讨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铎铎研究员以“Low Volatility in Re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leveraging”为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一些典型事实：CPI和PPI两次偏离、中国影子银行的存在及其规模、从大缓和到大衰退等。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依然存在较高的风险。厦门大学王燕武副教授在题为“Factor Price Distor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Structure Imbal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imulation of China Economy”的报告中基于存在税收楔子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了资本和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陕西师范大学谢攀副教授主持该场次。
12日上午，论坛继续进行。首先由伦敦大学Hong Bo教授主持第五分场次。神户大学经济学院院长Tamotsu Nakamura教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刘丹副教授分别报告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在题为“Solow Meets Stone-Gea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报告中，Tamotsu Nakamura教授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用的框架来分析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提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具有正向的收入效应和负向的替代效应，因而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则发表题为“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Macro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Thought on China”的报告，他在指出宏观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今后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应发挥越来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能抓住机会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将能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刘丹副教授则以“Geography, Income, and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为题，应用引力模型深入研究了1996-2011年间，中国人均GDP、贸易成本、需求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
最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教授主持了第六分场次。哈根大学的Michael Murach在其论文“Success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Catching-up——Lessons from South Korea for China”中，分析和比较了中国和韩国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并评估了中国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阶段的前景。厦门大学的辛明辉则在报告“Factor Misallo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 and Labor Share in China: Based on a Two-Sector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中，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何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
在演讲结束后，参会学者与演讲嘉宾开始积极互动，有问有答，争论交锋不断，气氛十分热烈而融洽。共同的议题，精彩的发言，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外学者的热烈而充分的讨论、交流，使论坛始终充满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探讨氛围。论坛期间，参会者均废寝忘食，乐此不疲，纷纷表示在此次论坛中获益匪浅。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Wagner教授充分肯定了这次论坛所取得的成效，他表示这次论坛使参会者真正享受了一次学术“饕餮大餐”。他特别感谢了会务组的精心组织和细致安排。最后，他正式提出第三届东亚宏观经济国际论坛将再次回到德国举办，并邀请厦门大学以及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对此，李文溥教授表示，目前即使是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也越来越需要国际的眼光，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相互交流。他感谢每位参会者的本次论坛作出的贡献。尽管此次论坛时间短暂时光，但每个人不仅在学术上获得收获，而且也收获了友谊，开拓了新的学术交流空间。明年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将积极参与第三届论坛的举办，并努力使论坛成为厦门大学和哈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常态机制。
鉴于近年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理论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哈根大学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于2016年商定，共同发起并由德中两个大学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轮流举办“东亚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5月，首届东亚宏观经济国际论坛在德国哈根大学召开。来自德国哈根大学、法国科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英国伦敦大学、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日本一桥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IMF、BIS等国际重要组织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报告了各自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取得了广泛影响。此次论坛为第二届东亚宏观经济国际论坛（2018年），今后将继续轮流在中德定期召开。
★研究咨询报告
研究咨询报告1：“降杠杆”以促进民间投资大幅回升为前提
报告负责人：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摘要：该研究咨询报告是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春季预测研究报告基础上提炼形成的。
★主要论文、专著
（一）著作
著作之一名称：China's Macroeconomic Outlook, Quarterly Forecast and Analysis Report, October 2017
类别：专著 出版单位：Springer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字数(万)：15
作者（按署名顺序排列）：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摘要：This report is a partial result of the China’s Quarterly Macroeconometric Model (CQMM), a project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Center for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MR) at Xiamen University. The CMR is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focusing on China’s economic forecast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The CMR started to develop the CQMM for purpose of short-term forecasting, policy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in 2005.
Based on the CQMM, the CMR and its partners hold press conferences to release forecasts for China’ majo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ince July, 2006, twenty-two quarterly reports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outlook have been presented and eleventh annual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23rd quarterly report is to be presented at the Forum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Outlook and Press Conference of CQMM on October 27, 2017. This conference is jointly held at Oxford University by Oxford Prospect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er for Macroeconomic Research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Daily at Xinhua News Agency.
著作之二名称：《非参数空间计量模型的理论和应用》
类别：专著 出版单位：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1月 字数(万)：30
作者（按署名顺序排列）： 陈建宝、李坤明
摘要：本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几类非参数空间计量模型的统计推断和应用问题。首先，对空间计量模型和非参数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介绍；其次，从理论和模拟入手，分别研究了非参数空间误差模型的截面最小二乘估计、非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的截面极大似然估计和广义矩估计、单指数空间滞后模型和变系数空间滞后模型的截面极大似然估计；最后，将书中所提出的部分模型估计技术应用于我国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是本书的特点。
著作之三名称：《厦门市经济高质量增长热点问题研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
类别：专著 出版单位：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字数(万)：22
作者（按署名顺序排列）：朱若然
摘要：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会议明确，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高质量发展提高到新的高度，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应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民生导向，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根本出路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创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当前新常态下，厦门经济增长正面临阶段性转变，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增长动力明显不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根本路径。厦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产业短板明显、要素资源供给制约日益突出、生产生活成本全面快速上升等突出问题。推进厦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补短板”“加长板”，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多层面降低企业成本；着力深化改革，形成制度新供给和政策新供给，通过改善供给环境，增强供给动力，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
结合厦门实际，厦门市政府提出加快产业转型、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高城市系统性协调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供给结构，着力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着力提升城市发展系统性和协调性、补齐城市发展短板，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当全国“五大发展”示范市、建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提供强大支撑，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论文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