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4日下午，德国莱布尼兹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利到访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经济楼C108会议室为师生带来题为“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 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的学术讲座。这场讲座以长达120年的历史纵深，重新审视中印两国在21世纪经济崛起背后的人力资本根源。
本讲座为“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前沿讲座”第25期，由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贵富教授主持。
杨利老师首先以一幅“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切入，横轴是全球不同收入阶层，纵轴是“购买力平价下”的实际收入增长情况，整张图中的最高点是全球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型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浪潮中，制造业大量向亚洲转移，数以亿计的人成为产业工人和中产，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球化20年里最大的收益群体。同样，建设这样的产业化体系，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普及。
在梳理已有文献时，他们发现尽管现有研究都认为“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但是怎么做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具体来说，在资源有限时，教育投资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权衡：（1）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先普及小学还是重点打造顶尖大学；（2）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多培育熟练技能工人，还是注重同时创新的本科生；（3）学科结构，高等教育的经费，应该向理工科还是人文社科进行倾斜；（4）数量和质量，是选择让更多人上大学，还是集中资源进行精英教育。
基于以上动机，杨利及其合作者整理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自1900-2020年的长期详细数据，利用历史教育记录构建了一个跨越120年的全新教育数据集，以记录两国截然不同的教育扩张策略，包括普及初等教育的时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后轨道的多样化，以及对数量与质量之间权衡的管理。
通过使用全国性代表性调查数据，他们发现，过去不同的教育策略导致了总体人力资本存量与构成上的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进而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贸易与市场自由化后工资不平等的格局以及经济转型的轨迹。
根据图表，中印两国在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扩张策略上，中国更依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例如成人教育，1950—1980年代中国成人小学入学人数激增，基础教育净入学率后期赶超印度；印度则呈现“自下而上”的渐进模式。数量与质量权衡中，两国教育投资比率可分解为数量（毛入学率）和质量（师生比、生均支出等）两个维度。学科结构上，中国本科毕业生集中在工程、医学等理工领域，印度则偏重社会科学与科学学科。历史阶段看，从晚清/英属印度到改革前后，中国通过强政策干预实现了教育的快速普及与结构调整，而印度增长相对平缓。
文丨SOE 2023级博士生 陈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