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半年成果简报2010年第1期
（总第11期）
简要目录
★重大项目进展情况....2
★学术研讨会情况....17
★研究咨询报告....22
★主要论文、专著....26
★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重大项目之一：转型期中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中国的经验（项目负责人：王瑞芳，项目批准号：05JJD790025）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项目最终报告即将完成，该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特征与出口贸易》（余长林，《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发展中国家1976-2000年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贸易引力方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影响的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国家和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效应受到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模仿能力等东道国特征变量的制约。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市场势力效应占主导；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市场扩张效应占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对强模仿能力国家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市场扩张效应占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对弱模仿能力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市场势力效应占主导。
阶段性成果之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基于技术供给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余长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
内容摘要：本书主要基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供给的视角，在内生增长理论和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技术供给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并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技术供给而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和FDI的影响呈现显著的行业特征，其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模仿能力、市场规模等东道国经济特征的制约；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贸易和FDI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行业特征，其效应依赖于不同行业的模仿能力，而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第二，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的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特征，其效应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位于门限水平以上，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位于门限水平以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的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特征，其效应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位于门限水平以上，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位于门限水平以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这些研究结论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显著不同。
阶段性成果之三：《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余长林，《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直备受争议。基于拓展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的特征，其效应依赖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当技术差距较大时，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当技术差距较小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我国应根据各地区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2.重大项目之二：中国宏观季度模型与宏观预测（项目负责人：陈抗李文溥，项目批准号：05JJD790093）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正在撰写项目最终报告，该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
（1）举办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CQMM2010年春季预测发布会
2010年2月6日，由厦门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主办、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CQMM2010年春季预测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CQMM投入运行四年以来第八次预测数据发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相关部委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一桥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相关主题进行讲座。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SCOT出席会议并致辞。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厦门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陈抗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共同报告了预测结果。会议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主持。此次数据发布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搜狐网等在内的十余家国内外媒体记者到会报道。
（2）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必须重视美国个人储蓄率回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卢盛荣、李文溥，全国哲社规划办《成果要报》2010年1月）
内容摘要：目前的美国个人储蓄率回升，究竟是一种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反应，还是意味着美国消费-储蓄格局长期的趋势性调整的开始，目前尚不能下结论，需要继续观察研究。我们认为，目前美国个人储蓄率的回升，即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3-5年左右的临时性反应，也值得我国宏观经济决策当局及企业高度重视。
阶段性成果之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力度选择的一点政策建议》（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全国哲社规划办《成果要报》2010年2月）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外部市场复苏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目前如果过快、幅度过大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收紧信贷，大幅度调低M2增速，将导致2010年-2011年GDP增长率大幅下降。但是，由于货币的通货膨胀滞后效应，所期待的价格指数下降却要在2011年才开始显现。因此，现有的扩张性政策不宜过急过快退出。在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充分明朗和恢复之前，适度的扩张性政策仍是维持8%左右增长率的必要手段。旨在控制通胀预期而对信贷进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力度不宜过强。
阶段性成果之三：《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失衡，扩大居民消费应一手抓提高居民收入，一手抓降低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全国哲社规划办《成果要报》2010年2月）
内容摘要：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不能快速提高，部分（约1/3）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部分（约2/3）源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分析表明，如果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保持1997年的水平，那么，2007年的居民消费就会增加5万亿元。其中，35%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变化，65%来自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扩大居民消费应多方着手，长期努力，一手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一手抓降低居民边际储蓄倾向。
阶段性成果之四：《不同有机构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对沿海四地区的比较分析》（李文溥、李静、李翔，《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1期）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珠三角、海西区、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1993～2007年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四地区工资水平的总量效应和技术效应。计量结果显示，其影响力的大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机构成和东道国的劳动力结构有关。在珠三角与海西地区，低有机构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总量效应为负，在长三角地区，资本有机构成略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总量效应为微弱的正向，在环渤海湾地区，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总量效应为显著的正向；从技术效应方面看，吸引高有机构成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有利于促进珠三角和海西地区的劳动报酬的增长，对长三角地区是微弱的正向影响，对环渤海湾地区还不能成为有利因素。
阶段性成果之五：《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八次预测发布会。课题组利用最新发表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估计模型（CQMM），对2010年和2011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GDP预计可增长9.13%，复苏迹象明显。但在投资刺激和出口回归正常后，未来数年，我国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之前两位数增长，预期增长9%左右。课题组还模拟了不同货币调整力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居民可分配收入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依据预测和政策模拟的结果，课题组对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必须多方着手、多方努力。
3.重大项目之三：中国现行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效果评价与未来走向（项目负责人：张馨林致远，项目批准号：05JJD790094）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项目最终报告即将完成。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一个分析框架》（林致远，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为吸引资本的流入，我国地方政府间频繁运用企业所得税优惠、降低土地使用费等税收和非税手段。地方政府行为上的策略互动，形成了广泛的税收竞争。本文在Bruechner(2003)和Crabbé and
Vandenbussche (2007)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地方政府间的资本税竞争模型，为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竞争的存在性及其后果提供分析依据。
4．重大项目之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研究（项目负责人：龚 敏，项目批准号：06JJD790029）
阶段性成果之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李文溥、肖正根、刘榆，工作论文，已投稿《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本研究运用AMSZ准则，结合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重新计算、比较了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回报，进而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本研究的新发现有：（1）就总体而言，至2004年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显著的投资大于资本回报的动态无效情形；（2）在中国内部，投资和资本密度越小的地方，投资大于资本回报的事实越严重；（3）近年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有恶化的趋势；（4）中国经济发生资本过度积累的动态无效率的风险应归因于经济体制不完善，而非归因于竞争市场中的自主投资，因此属于“伪资本过度积累”。
阶段性成果之二：《中国高资本报酬率与低消费率的一个解释：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与校准》（龚敏、李文溥，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经济在趋向其稳态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费占GDP比例的动态变化路径。利用1993-2007年的数据对模型校准后，模型的模拟结果和预测分析充分揭示了中国高资本报酬率与低消费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较高的资本报酬率可能是导致近20年来居民消费率长期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2007年，如果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居民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在41.7%至53.2%期间，而实际消费率仅为36.5%，较大地偏离了在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经济增长应有的消费率水平。降低资本报酬率，如下降到40%，同时维持居民2000年之前的边际消费倾向(0.712)，并加快TFP的增长率，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消费率，而且还有可能在今后10年内扭转消费率长期持续下降的趋势。
阶段性成果之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龚敏，“鹭江讲坛”3月30日）
阶段性成果之四：《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八次预测发布会。课题组利用最新发表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估计模型（CQMM），对2010年和2011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GDP预计可增长9.13%，复苏迹象明显。但在投资刺激和出口回归正常后，未来数年，我国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之前两位数增长，预期增长9%左右。课题组还模拟了不同货币调整力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居民可分配收入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依据预测和政策模拟的结果，课题组对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必须多方着手、多方努力。
5．重大项目之五：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协调研究：理论、证据与政策（项目负责人：黄建忠，项目批准号：06JJD790030）
课题基本按照原有计划进行。正在组织课题组成员汇报各自相关研究成果，撰写项目最终报告，主要阶段性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基于中、日、韩的比较分析》（张明志，工作论文，已投稿）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分析了危机对中、日、韩三国出口贸易的冲击的影响，进而从出口产品结构、东亚生产网络、人民币汇率调整、出口退税调整四个方面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贸易保持稳定性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效转移、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国际政策的协调、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利弊问题进行了思考。
阶段性成果之二：《国际贸易，R&D投入与中国工业产业技术进步》（周燕，工作论文，待发表）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1国内研发投入是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内因；2国际研发的溢出效应也是推动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甚至比国内直接的研发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3技术进步和出口依存度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而与行业内贸易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4 FDI投入较多的行业，技术进步反而是负的。
6．重大项目之六：我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及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项目负责人：陈建宝，项目批准号：07JJD790145）
阶段性成果之一：《基于非参数面板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陈建宝，程婷婷，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
2010, 2010年4月）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重庆）1994年至2008年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非参数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外贸依存度、政府经济行为和城市化水平等七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并提供了各个要素产出弹性关于自变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七个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的影响。且各变量产出弹性关于七个变量的逐点估计结果共有四种类型：倒“U”型、“U”型、上升型和下降型。此外，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阶段性成果之二：《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Returns in Chinese Stock Market》（陈建宝、徐燕萍、程婷婷，IFITA2010,
IEEE Press）
内容摘要：Based on the three-factor model (Fama and French,
1993) and two-stage FM method (Fama and Macbeth, 1973), this paper employs
quantile regression technique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section
returns of all A stock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and risk factors
which include company specific variables and market macro variabl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2) the values of Beta
risk are different for overperform and underperform stocks, which contradi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CAPM theory; (3) company specific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cross-section returns, while there exists only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cross-section stock returns and markets macro factors.
阶段性成果之三：《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Returns in
Chinese Stock Market》（陈建宝、徐燕萍、王荆杰，ICIS2010, IEEE Press,2010,pp.512-517）
内容摘要：This paper builds an extended three-factor model (Fama
and French, 1993), which includes the trading volume，based
o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markets to study cross-section returns, the aims
are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using realized returns to substitute expected
returns, and test whether explanatory powers of the trading volume and book-at-market
ratio result from the overreaction of the investor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Chinese stock markets shows that: (1) comparing to the other variables, the trading
volum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ross-section returns;
(2)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distinguished markets are more reliable; (3) the
overreaction of the investors is found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阶段性成果之四：《财政支出规模、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陈建宝、陈扬，待投稿）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1997-200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非参数面板模型，考察了两种有效税率以及八项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勾画了各个要素产出弹性关于它们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财政科研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财政农业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2）各变量产出弹性关于九个变量的逐点估计结果共有四种类型：倒“U”型、“U”型、上升型和下降型。同时分析税收与财政支出，表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利用所得税收入来增加对基建、工业交通、教育和国防的支出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7.重大项目之七：“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李文溥，项目批准号：07JJD630226）
课题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阶段性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利率平滑化与产出、物价波动——一个基于泰勒规则的研究》（李文溥、李鑫，《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的货币政策数据对泰勒规则及其扩展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验证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勒规则对我国现行利率政策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的利率调节存在着小心试错，力求平滑化的操作倾向，利率调节幅度总体上小于泰勒规则值，因此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上力度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当局在面临重大宏观调控需要时，更多地运用数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手段而非利率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阻滞了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成本。加强对利率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使利率更好地针对通胀和产出变化作出调整，对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阶段性成果之二：《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李文溥、陈贵富，工作论文，已投稿）
内容摘要：直至近十年，福建省的产业扩张，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福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至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保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大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却严重萎缩了福建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福建省最终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是东南沿海四省中最低的。加快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适度提高劳工工资，以此促进产业转型，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推动居民消费扩大，使经济增长从投资推动、出口拉动转向投资、出口及国内消费共同驱动。
阶段性成果之三：《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与农民稳定增收途径探讨——基于漳浦县农村居民收入调查的思考》（李文溥、王燕武，工作论文，已投稿）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福建省漳浦县农村住户调查年报数据及12个镇24个村近百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对2003年以来漳浦县农民收入结构的趋势变化进行分析，发现：2003年以来漳浦县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来源是外出从业收入，它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深受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影响，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论文讨论了经济发展方式、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与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途径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既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入手，同时辅以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阶段性成果之四：《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合作关系及组织模式发展方向研究——基于合作博弈的分析》（李文溥、王燕武、林金霞，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以农业合作社的合作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合作博弈理论，分析大、小农户之间选择合作的约束条件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合作社的讨价还价能力越大，农户之间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越大；(2)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合作，大农户则对合作的条件要求更为苛刻；(3)大农户与小农户之间的差异越大，大农户选择合作的意愿就越低。本文研究还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农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要优于“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其特有的双重分配机制可以产生额外的利益激励，有利于调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
阶段性成果之五：《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八次预测发布会。课题组利用最新发表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估计模型（CQMM），对2010年和2011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GDP预计可增长9.13%，复苏迹象明显。但在投资刺激和出口回归正常后，未来数年，我国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之前两位数增长，预期增长9%左右。课题组还模拟了不同货币调整力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居民可分配收入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依据预测和政策模拟的结果，课题组对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必须多方着手、多方努力。
8．重大项目之八：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项目负责人：刘榆，项目批准号：08JJD790134）
课题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主要阶段性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模型与中国的经验分析》（李文溥、王燕武、卢盛荣，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构建考虑融资方式和财政支出供给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及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并运用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融资方式、财政支出与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2)财政支出的供给效应和资金融资方式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效应发挥。经验检验的结果证实了模型的分析结论和校准模拟的结果，说明理论模型的初始设定是合理的。
阶段性成果之二：《基于省际面板的不同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卢盛荣，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系统考察中国的小学、初中、高中与大专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效应。结果发现，小学、初中教育已成为技术创新扩散的决定力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稳定的和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高中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逐渐显现，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有限。从分地区来看，小学教育与高中以上教育对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更重要，初中教育则对于中西部地区更重要。因此，教育资源应更多地向小学、初中教育倾斜，使普及教育与基本技能成为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力量，让具有小学、初中教育水平的人们明显从促进竞争的政策如贸易开放中获益，进而改善收入分配；对于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应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教育战略。
阶段性成果之二：《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八次预测发布会。课题组利用最新发表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估计模型（CQMM），对2010年和2011年共八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数据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GDP预计可增长9.13%，复苏迹象明显。但在投资刺激和出口回归正常后，未来数年，我国经济可能难以继续保持之前两位数增长，预期增长9%左右。课题组还模拟了不同货币调整力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居民可分配收入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依据预测和政策模拟的结果，课题组对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必须多方着手、多方努力。
9．重大项目之九：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项目负责人：邱崇明，项目批准号：08JJD790136）
课题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主要阶段性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基于消费—收入视角的检验》（黄飞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内容摘要：经济的动态效率是分析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对经济动态有效与否的经验判断和检验多是采用Abel等(1989)提出的AMSZ准则。但经济制度的差异，对总利润与总投资概念内涵界定的不同、测算口径的不一，指标的选取差异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提出的相应对策也可能是有失偏颇的。本文在进一步扩展AMSZ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与其等价的判别准则，并用1985～2005年的数据从经验和协整计量两方面做出检验，得出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造成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深层原因是消费不足。因此，应该从提高居民消费和收入着手，来实施扩大消费需求的内需对策，消除经济的动态无效。
阶段性成果之二：《金融亲周期性与准备金政策新框架——兼论对资产价格的调控》（黄飞鸣，《财经研究》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金融系统的亲周期性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并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结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国际性的软化发展趋势，提出贷款准备金政策操作框架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准备金制度。通过差异贷款准备金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总量效应和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机制，以及逆周期性调节。
阶段性成果之三：《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解读》（黄飞鸣，《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在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金融体系自身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金融加速器机制、《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约束监管机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都会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而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加重金融的顺周期性。因此，对金融顺周期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梳理和借鉴。
阶段性成果之四：《金融控制与贷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选择》（黄飞鸣，《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内容摘要：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阶段性成果之五：《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退出的策略分析》（潘再见，《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当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并蕴含着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与政策信誉风险，这决定了其退出的必然性。从就业、消费和民间投资三个指标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逼近安全边界；在时机选择上，我国应先于欧美发达国家适时退出策略；在力度控制上，不仅要考虑经济数据，也要考虑集团利益的制衡；在工具选择上，应结合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退出策略。另外，应注重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财政刺激计划的退出及国际协调的配合。
阶段性成果之六：《货币国际化决定性因素：产业竞争力抑或金融竞争力》（邱崇明、刘郁葱，《福建论坛》2010年6期）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扩展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以及对日元国际化典型化事实的考察分析了一国产业竞争力和金融竞争力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认为前者是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随后应用美元1993-2008年国际地位变化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理论预期。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要推进一国货币国际化，关键在于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
阶段性成果之七：《优先股资本化：经济衰退阶段银行资本监管的一种新框架》（潘再见，《中国流通经济》2009年6期）
内容摘要：银行资本由于其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外部筹集资本能力和信息传染引致的羊群行为而具有亲周期性的特征，资本监管则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巴塞尔协议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础上，目前针对银行资本顺周期效应的缓解措施除了其固有的内在缺陷，仅仅考虑巴塞尔协议的第一二支柱，而忽略了第三支柱。本文提出经济衰退阶段银行资本监管的一种新框架——优先股资本，借款人的权益资本持有者购买银行发行的优先股。这一新框架的实质是借款人自我筹集第一级资本，既不会摊薄普通股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它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能在经济衰退阶段有效地增加信贷供给，为我国目前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和维持银行体系稳健运行提供一种新思路。
10.重大项目之十：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转型研究（项目负责人：林致远，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8）
按照本课题的研究计划，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详细布置各成员的工作任务，要求各成员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出色完成本课题研究。2010年第1季度的主要工作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及综述工作，并启动子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省际间税收竞争：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考察》（林致远、龚丽贞，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揭示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存在性及其强弱程度，并且探讨地方税收政策与当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应之间的联系。为了刻画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互动，本文建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基于1997~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进行估计。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间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同时，这种竞争关系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应上的结构性偏向——“重建设性支出、轻社会性支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11.重大项目之十一：转轨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靳涛，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9）
按照本课题的研究计划，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详细布置各成员的工作任务，要求各成员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出色完成本课题研究。2010年第1季度的主要工作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及综述工作，并启动子课题研究。主要阶段性成果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外关于消费与房价关系研究的新进展》，(靳涛、丁飞，《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消费与房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实际上，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检验。本文就国外对该问题的最新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和归纳，试图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概括。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宏观数据的经验研究都发现房价对于消费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即房价上涨会促进消费增长。传统上这将被归因于住房财富效应的作用，然而一方面很多学者基于房价的内生性问题而质疑这些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新近的微观数据研究也不能提供支持财富效应的一致证据。鉴于住房本身的特殊性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住房是否存在财富效应以及影响大小如何产生了怀疑。随着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英美等国的住房金融市场的极大活跃，另一条重要的影响渠道——住房的抵押效应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且也获得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证实。尽管如此，抵押效应在理论上也仍存在争论。此外，一些共同的因素例如利率、收入预期和信贷供给条件等都有可能是导致房价上涨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发生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
阶段性成果之二：《大规模政府支出真的会挤出FDI么？——基于两者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与结构检验》，（靳涛、张建辉，《经济学家》2010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政府大规模支出应对这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但这种积极性的财政投入会不会挤出外商直接投资？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本文就想针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较好回答政府支出是否会挤出FDI。本文实证研究揭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还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是政府扩大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政府扩大支出并不是引致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总体来看，政府支出不是挤出FDI的内在原因，但从两者存在的负向协整关系说明，政府支出对FDI的抑制作用还是客观存在的。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把政府支出分成几个部分来分别检验与FDI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会明显挤出FDI，而科研支出不仅不会挤出反而对挤入FDI有积极意义。此外，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做法给予了实证上的驳斥。
阶段性成果之三：《转型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与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靳涛、张建辉，工作报告，2010年5月）
内容摘要：转型社会通常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迅速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显著改善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收入差距的扩大，或多或少是转型的结果和转型过程中体制约束与制度产生的效果，它可能直接受制于中国转型和制度变迁本身。本文从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城乡分割、要素扭曲与地方政府行为等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确认它们确实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在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从改变增长模式、消除二元结构和加快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措施。
★学术研讨会情况
会议名称：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
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0年春季预测发布会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举办时间、地点：2010年2月6日，中国北京
成果摘要：2月6日上午，由中国厦门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举办、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承办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0年春季预测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这是CQMM投入运行四年以来第八次预测数据发布。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相关部委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一桥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SCOT出席会议并致辞。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厦门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陈抗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共同报告了预测结果。会议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主持。
一、与会领导、专家高度评价了CQMM的研究价值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认为报告对未来经济趋势做了很好的评判，很有启发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CQMM这一品牌效应与影响力还在加大。他评价整篇报告有两大特色，第一、逻辑关系很强。从报告内容看，一、二部分是回顾与预测
，三、四部分是政策模拟与专题分析，也是报告的核心，结构很好，尤其显得预测结果与后面的政策建议存在着必然联系。第二、政策效应模拟新颖。他认为政策效应模拟是预测模型的核心价值与精髓之所在，也是与其他机构各种预测不同之处。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认为报告很有启发，有较大收获，其中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与政策建议很重要。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通过转型促发展，报告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个“转”字。这种判断建立在两个分析基础：一是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美国靠过度依赖负债的消费方式与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方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进入增长减缓与结构转型双重特征并重时代，对我国的影响是外需不会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进而对过度投资所形成产能产生极大影响；二是从国内看，内外需结构失衡，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越来越突出，投资与环境等矛盾也更加突出，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社会上已达成共识。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赞同报告的主要观点，表示这次报告分析翔实，抓住了当前的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有一定深度，对需求结构不合理的症结、结构调整与增长速度内在关系的较深入分析，既鲜明又有新意。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用于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有一定提高，是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后劲；第二、从大的方面看，2009年与老百姓平时生活相关，如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口径的财政支出要明显高于往年，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支出而言，保障性住房与公共卫生支出都是今后财政支出重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认为报告有特色，分析细腻，基调鲜明，值得赞扬，也很有价值。回顾过去的十年（1999-2009年）时，他强调中国第10轮经济周期与前面周期不同的特点：一是前8个周期短，第9、10周期属中长周期；二是上升阶段达8年之久，是最长的上升周期；三是周期峰位有所控制，波动也在所减缓；四是低谷为正，低谷有所提高；五是波动幅度，即峰谷落差减少，仅4.3个百分点。最后，他认为2010年中国开始步入第11轮经济周期，并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5%。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报告上了好几个台阶，当刮目相看，预测结果与清华大学做的结果不谋而合。导致2010年GDP增长不会太高的原因——投资下降，也是基本一致的。清华大学是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两种模型不同之处是，厦门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模型优点是列出基本方程，可做政策模拟，但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太低，可能是只考虑结构，未考虑惯性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首先肯定了报告确实一年比一年写得好。随后谈了两个感想： 一是2010年政策变化影响要大于国际环境。危机后“增长与结构”、“市场与政府”两大矛盾逐渐尖锐化。今年政府主导不会改变，政府主导成分高，要收回就很困难。从政府主导意义上讲，两大矛盾对今年宏观经济的影响仍是以保增长为主，2010年的GDP增长率要比2009年高；二是调结构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调结构是被动的，金融危机迫使沿海地区调整结构，而中西部地区调结构的主动性较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认为报告突出的特点是，政策模拟比以前更强了，特别是货币政策模拟很有意义。
日本一桥大学副校长田近荣治同意结构调整的报告，认为当前中国遇到了与日本增长期间的同样类似问题，并介绍了日本的措施，即让农村人口进入更高生产率地方，提高他们的劳动价值，最终于上世纪60-70年代成功地吸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二、与会代表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建议要重点围绕两个转换作“文章”：一是扩大内需谋发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换到内需驱动、消费驱动的轨道上来；二是围绕自主创新能力谋发展，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把我国经济发展转化为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上来。总之，要以转型促发展。这个报告中所使用的模型分析结构基本上与国家部门与研究机构是有重合的，其提出的三大政策建议有一定的针对性。从2010年开始，经济社会生活中将出现频率最大的是“消费”两个字，即以扩大内需为主线，关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等三个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就如何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思考：一是要继续承接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倒逼压力，刻不容缓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二是继续保持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三是把握好新一轮周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适度经济增长空间。他主张将增长速度控制在8-10%区间，以9%为宜，如果低于8%，需要采取扩张政策，如果超过10%，应采取紧缩政策。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肯定报告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同时，认为尽管政府管理部门消极否定提高个人起征点这一政策建议，但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达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合理步骤是推出初级阶段方案，即分清哪些可综合（如资本利得不能综合），税率如何设定，即改变税率——超额累进税率调整，实行实名制（当场验证），举办听证会，让公众更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对未来经济走势给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建议：2010年CPI翘尾因素1.2%，全年CPI达到3-4%，GDP增长率10%，名义投资增速25%，名义消费增速18%与出口增速15%。政策建议是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支持消费的财政政策，对社会保障提供财政支持，货币政策要做好物价与促增长之间的权衡。2010年转变增长方式，一是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目前仍要靠投资促经济增长；二是要积极推动要素价格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对当前形势谈了两点看法：一是2008年与1998年银行行为根本不同，1998年银行存在“惜贷”行为，而2008年银行行为却不同。关于居民消费，1998年居民消费是居而不动，无法启动。二是“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保增长”是2009年和2010年宏观调控的“主调”，但二者的目标指向有着很大区别：2009年的“保增长”是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今年的保增长则主要是为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期为下一步中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场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如美国的后续需求、就业都没有根本好转，银行“惜贷”、家庭负债、储蓄增加。因此，美国需求恢复缓慢，政府援助政策是否持续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此外，内生性需求也存在不确定性，今年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政策太早退出，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年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把握，用短期需求模型分析收入分配不大合适，究竟合适的消费率是多少？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值得研究。
三、与会专家对CQMM下一步研发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提了四点点建议：一是要侧重模型预测结果分析，怎么算出或得出？应该告诉大家，根据现有模型，其基本依据是什么？二是区别于非模型的最重要价值是什么？三是数据、指标的取舍原因是什么？基于什么方法及怎样衡量预测误差？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四是报告中对货币政策力度与可支配收入模拟，做得很好，希望写得通俗一些，以扩大应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认为后危机时代，对宏观经济预测提出了很大挑战，其研究方法、内容要做大的反应，建议可将2012年放进预测年份，另还可增加其他内容，如考虑资产价格，同比与环比兼顾，就业等。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建议应考虑财政收入内在的一些不可比因素，例如，非税收入中有大企业——中国石油、石化等补交了收益金，扣除这些，他认为总体上非税收入占比还是比较稳定的。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坦言，中国预测很难，发达国家用十年完成的结构变化，中国则压缩在一、二年内发生。因此，对预测工作存在两种基本挑战：一是国际形势在变，如汇率压力等；二是国内社会基础在变，现在改革的社会基础较脆弱，还不如十年前那么牢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伟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模型预测要加强经验判断，以避免出现报告中对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预测值过低及全年四个季度波动太大；第二，专题分析要考虑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因素与结构因素。最后，他判断20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还处在中期回调阶段。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曾金利谈了对预测模型的思考，宏观模型是从需求角度考虑，而供给是长期的，未来研究要把短期与长期结合起来，考虑如何提高永久性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要创新，另一方面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改变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刘霞辉也建议将短期与长期结合起来，如人口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决于很多条件，如取决于资本收益率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