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感觉再一次参加2011年度的报告会，就像前面各位专家所说的，科技组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控制通胀和保障民生方面，是根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再结合实证数据，做了深入细节的工作，很多见解很具有启发性，对于有关部门和研究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研讨中间我的体会主要是，还可以再进一步地展开做一些交流。我是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心得，也借这个机会来请大家批评指正，也是做一些自己观点的汇报。
我感觉在现在研究报告里面，已经很好地做了一些分析的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研究的侧重点还是从宏观总量的需求管理角度切入的，所以有很合理必要的一些考虑。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所谓供给管理的角度，他里面的分析认识还值得进一步开掘。现在总体的控制通胀或者管理通胀预期这个认识上是非常明确的，也写入中央文件，作为一个全局性的要求。
首先是要控制所谓流动性，要着重总量。但是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定的同时，为什么在宏观政策的搭配上应该是财政政策继续积极，仍然是带有扩张色彩。这个里面我是感觉确实还有一些，在中国现阶段不得不考虑的具体因素。财政政策之所以需要继续有扩张性，继续要积极，我感觉至少有四个很现实的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财政政策来发力。
第一个角度就是在我们前面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际扩张的过程当中，代表性实际上是实施政府的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已经安排出去，有一些已经竣工有一些还正在抓紧施工。这样大量的项目，它在后续方面需要搭配建设资金的支持，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这几年在对四万亿的具体支出结构里面看到，他除了有一万五千亿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万亿的灾后重建投资之后，在数量上排第三位的是安居工程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在改造之后，我们在调研中知道有这样一个情况，普遍会发生一些后续的投入资金，这些原来很低收入的居民，住进了现在看起来硬件条件更新换代以后，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多层建筑，楼房，跟他配套的社区和整个地方政府城市辖区之内的集中供热、供暖，房管系统，他要得到改造，要升级换代。
另外，这些居民入住以后，他的取暖费普遍出现支付困难，政府还要筹措相关的一笔资金去解决他的取暖补贴的问题。这样的财力投入只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四万亿所做的很多事情之后后面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所以惠及民生，保障民生，在很多具体的场合是有四万亿之后，后续的投入也是需要的。
第二个角度，就是政府在加大保障民生工程投资方面，现在有新的目标，因为我理解跟房地产调控签订万亿民生这样一个重大事项，不断地分析认识，走到现在，我们在宏观指导层面上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框架，保障轨上，今年明确目标是一千万套，而且李克强副总理强调必须要完成的，比如北京是20万套。这些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当然不能完全靠财政资金，但财政资金一定要起非常重要的领导和拉动作用，民间资本要尽量地拉进来，但是也需要贷款支持。看到了某一个具体的对象，去用财政部发力，来比较快地增加他有效供给。这样的任务显然需要财政政策在尽可能地筹集资金方面发挥他的功能。
另外，前面两年期间，有一个重大的，也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就是推行新医改，当然三年左右的时间要有8500亿以上的新增财力，所以也很明显的公共服务方面，有加大投入的客观需要。
第三个层面，我们现在观察，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瓶颈制约，改革开放三十年经过这么多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和升级换代，现在的问题仍然出现，说明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到，过去我们确实级别很低，欠帐很多，这些年搞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已经全面超前了，已经有过剩的问题了，实际生活里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瓶颈。北京去年秋天，两大事件震动全国，虽然现在有一些缓解措施，它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我观察，实际上比较要有前瞻性地考虑，这要专门的可行性研究，专家应该尽快做这个研究，到底是再建一条高速路，还是再建一条国道，分流这条感到上的运维的压力，这是技术专家要做的问题。有关部门要赶快把这个方案落实以后，做可行性的认证审批，然后资金尽快投入，这才可能解决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北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市内，公共交通现在有非常严重的拥堵，矛盾积累了很多年，到现在是爆发期，北京不得已推出的治堵方案造成了很多问题，他对购车执行摇号，对外部车辆执行非常严格的歧视区别对待，这些措施还不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本方案。真正治本，我简要说，必须下决心尽快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蛛网状的，覆盖整个中心区，延伸到周边的轨道交通系统，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地投入。往前看，没有别的选择，地铁是非建不可，这是跟时间赛跑的问题，你不建在前面，大拥堵完了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可能半瘫痪，这样的挑战当然需要财政政策的发力。首先政府通盘的规划要改进，一定要有前瞻性，做了这样一个全盘规划以后，怎么样具体把线路合理化，公共财政是无可回避，要筹集必要的资金，但是还要借鉴当前的形势，更多地拉动社会资金。
第四个层面，就是跟当前的通胀的结构性特征有关的分析。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里面，中国其实在2007年那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结构特征，当时80%左右物价上涨的因素就是来自食品，10%上涨的因素是来自住房，而这一次我又看统计部门发布的季度数据，我发现同样的问题，举一个例子，11月咱们现在看到的月度同比提高5.1CPI，其中报出75%的因素来自食品，17%的因素来自房价，其他的所有因素合在一起8%，一成不到，这种特征现在还在延续。如果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我们的政策设定有这么一个理性的考虑，除了货币政策方面，适当收紧银根之外，其实并不要财政政策跟它配合，简单地走向收紧。你要想增加食品的有效供给，基础条件要够，我们看到2009年食品价格最基础的粮食它的供给量是一个大丰收年，我们去年开始还紧张了一段，夏粮收成一般，秋粮非常好，是连续六年丰收以后，第七年一个大丰收年，这就使我们增加食品的有效供给的基础条件，应该看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其他的条件，比如说猪肉，国家现在有一定这方面的储备，让这些储备猪肉尽快投放市场，就是以平稳为目的，这样可以使食品价格得到抑制。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往前看，怎么样支持务农的农民，使他们更有积极性，更快地投入生产。这些事情财政是需要做的，住房这方面，房价我们可以看到，住房的调控新政还在继续实施，特别是制度框架的东西已经有所动作，重庆和上海，房产税改革已经试点，特别是在有效供给方面，财政支持之下，继续要做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很多的比重就是公租房，这在抑制房价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支持之下，大量的公租房产生出来，形成有效供给，这些夹心层就没有必要像原来那样涌入商品房低端市场去抢房了。这样的一些因素合在一起，他们这一部分，他们实际租房的价位，租房表现出来的影响，一定是平稳的，这样一来，对于整个下一年度CPI的走势应该产生积极的作用，来缓解通胀压力，更好地惠及民生。我所谈的很粗糙，缺乏很多量化分析，我只是提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还有关注收入组别的分析，这是很值得做的，就像刚才徐教授说的，一般人都会认同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具体的量化的分析，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角度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地把它综合考虑，我感觉中国现实情况下，低端收入人群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所说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在85、86年以后，开始和城市居民收入拉开了，城市居民收入往上走。到了2009年以后，现在听到的信息是说，开始又往回调了，这个回调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因素，跟务农农民所提供的农副产品，他的市场价位往上走有关。他只要是务农的，他农副产品市场价位上升的情况下，只要不是上升部分的蛋糕都被中间环节拿走，他们按照逻辑上来说，是应该能够受益的，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我们在分析里面特别看重。这是最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比重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最低工资水平，你政府定位太低不起作用，定过高一定有副作用，你逼着厂家他用其他要素投入替代用工投入。有人说的在中国发展工会和资方的集体谈判，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十二五”期间，政治因素是很明显的，有的学者说，必须附加条件，工会之间不能串联，我觉得这不可能。其实价格方面更有弹性，倒真的是一个可能的机制，但恰恰碰到了矛盾凸显期，2007年CPI曾经升高到8，这文化不可同日而语了，说明调控里面空间大大收紧。在这方面分析显然方方面面都得兼顾，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在量化中间进一步更综合，更全面，有助于使我们这个成果更好地体现它的全面性，这个也是仅供参考，完了批评谢谢。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对，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