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1日下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Hans Koster教授莅临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并带来了一场题为“Revisiting China's spatial economy: Analysing 30 year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的学术讲座。本讲座是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前沿讲座”第14期，由厦门大学经济学科陈滢助理教授主持。
Hans Koster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围绕“中国1989-2020年间的产业集聚决定因素”展开深入探讨。首先Hans Koster教授提出：“城市为何存在？”借用苏格拉底的名言——“乡间的树木教不了我什么，唯有人群聚集的城市才有价值”，指出人类对集聚机制的关注由来已久。并基于此回顾了Marshall（1890）提出的三类集聚动因：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市场共享与知识溢出，三者的本质均与交通成本降低密切相关。
接着Hans Koster教授指出，尽管大量文献表明集聚可提升生产率、工资与地价，但要识别哪种动因更为重要，仍面临“马歇尔等价”难题。为克服这一问题，Ellison等（2010）提出了基于产业共集聚指数的识别方法，从产业对的共址模式入手，评估三类动因的相对作用。但普遍发现，这三种动因在不同行业与时期重要性不同，其中劳动力市场共享的作用日益凸显。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欧美，中国等转型经济体的产业集聚机制尚缺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极具研究价值。利用1989至2020年中国行政注册数据库（CARD），结合投入产出表、上市公司劳动力构成数据和专利引文数据，Hans Koster教授与合作者们构建了三类集聚动因指标，并通过产业对固定效应与空间滞后工具变量提升识别准度。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产业集聚主要受劳动力市场共享驱动，但该作用自2000年后持续减弱，技术溢出的重要性则逐渐上升。截至2020年，中国三类集聚动因的相对权重已接近西方国家。这一趋势表明，中国的产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完全由私营企业推动。而国有企业的集聚模式几乎不受这三类市场动因影响，反映出政策驱动而非市场选择。例如，1998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推动大量国企迁至欠发达地区，形成“非生产性集聚”。此外，研究也发现：服务业的集聚仅由劳动力市场共享驱动，农业部门则相关性较弱。为确保结论稳健，Hans Koster教授还进行了完整的敏感性分析，包括不同空间层级集聚度量、职业调查替代指标、专利相关性替代测算等；研究结果均表现一致。
Hans Koster教授还指出中国的产业集聚机制在市场化进程中日趋与西方趋同，但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和政策遗产仍显著影响其空间布局。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对集聚经济的理解，也为中国区域产业政策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现场师生与Hans Koster教授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流。董晓芳、贺骋远、茅家铭、张希睿等老师分别就国企集聚模式特征、技术溢出测算方法的精确性等关键问题提出了见解，并围绕数据来源优化、因果识别策略完善以及中国特色政策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讲座结束后，Hans Koster教授耐心解答了多位硕博及本科生的学术疑问，整场学术活动在融洽而富有启发性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丨SOE 2022级博士生 方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