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战略性环境政策理论研究脉络——基于模型构建视角的文献综述》（洪丽明、黄伟、郑宵鹏，《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受自由贸易协定约束在环境领域的新变异形式,战略性环境政策是国际贸易理论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交叉的产物。本文在即时更新与丰富文献基础上基于理论模型构建视角，以理论背景、理论基础、基本理论框架及其拓展为线索，逐步呈现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理论研究脉络。尤其剖析了理论模型赖以建立的各基本假设条件由严格到逐步放松的拓展中，战略性环境政策得以刻画出日益丰满的现实世界，由此展现其延续且旺盛的理论和现实生命力。
阶段性成果之二：《中国商品期货价格预测能力的实证分析》（钱争鸣、王娜，《统计与决策》2016年第10期）
内容摘要：文章无偏性和准确性两个方面就中国商品期货价格对未来现货价格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金属期货在无偏性和准确性两方面都表现得很差，而农产品期货和能源化工期货则表现得比较满意。针对预测能力较差的铜期货，提出了提高预测准确性的方法。
阶段成成果之三：《基于偏好变量的指数跟踪方法》（王娜、钱争鸣，《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年第9期）
内容摘要：考虑到在进行指数跟踪时影响强度大并且流动性好的成份股往往是被偏好的，结合股票市场的网络结构和指数的编制规则，提出基于偏好变量的指数跟踪方法；对沪深300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从跟踪偏离度、平均超额收益和年跟踪误差三方面对新方法进行评估，并与非负LASSO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方法不仅优于非负LASSO模型，而且优于市场上大多数指数基金。
阶段性成果之四：《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同减排方案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基于GTAP-E模型的模拟分析》（彭水军、余丽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拟刊于2017年第1期）
内容摘要：利用GTAP-E模型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同减排方案的宏观经济和碳排放影响进行预测模拟。研究发现，“附件I减排”和“全球合作性减排”的总量管制模式是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的，而作为灵活机制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对全球总量减排效果最为明显，同时对全球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对中国而言，较之其他减排方案，“全球碳排放交易”将促使附件I国家将减排压力、资源配置损失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同时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总量明显下降。全球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合作性减排”对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更为有利。
阶段性成果之五：《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评估和预测：基于GTAP-MRIO模型和GTAP-E模型的研究》（彭水军、余丽丽，《国际贸易问题》拟刊于2017年第3期）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基于GTAP数据库构建了GTAP-MRIO模型，对2004-2011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进行实证评估，结果发现，研究期间中国为了满足外国最终需求引致大量碳排放净转入，且中国净转入排放主要流向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凸显“发达国家消费与中国污染”的典型事实。其次，进一步利用GTAP-E模型对未来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以及贸易转移排放、碳排放总量的潜在影响进行预测模拟，模拟结果表明，从经济福利和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来看，“多边贸易自由化”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对中国而言，“单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中国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同步增加，“多边贸易自由化+TPP+TTIP”将导致中国经济总量下降、碳排放量增加。
2.重大项目之二：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人力资本的视角（项目负责人：刘榆，项目批准号：13JJD790025）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The Finance–Growth Nexu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Western China》（黄燕萍、刘榆、吴华坤，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16, 52(2)）
内容摘要：In this article, we study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FD) on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China.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western region because of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West China. We specify the regression models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FD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mainly through improving TFP; (2) F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uman capital in promoting GDP growth; (3) The effect of FD on TFP growth i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 in all regions, but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nomically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阶段性成果之一：《三十年来台湾地区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黄燕萍，《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
内容摘要：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近三十年来人力资本在台湾宏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理论上，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证上：（1）台湾经济增长趋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一致，2010-2014年台湾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次之，劳动力增加的贡献最小，分别为56.7%、24.7%和18.6%；（2）台湾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均高度显著，分别为0.447和0.553；（3）技术模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台湾人力资本通过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的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继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基于此，促进教育改革、鼓励研发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率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对于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3.重大项目之三：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龚敏，项目批准号：13JJD790026）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附段性成果之一：《中国资本利用率、企业税负与结构调整——基于内生化资本利用率的视角》（龚敏、谢攀、李文溥，《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内生化资本利用率，分析了技术进步冲击、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调整企业所得税率等政策对资本利用率、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中国的资本利用率水平，可在实现稳定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本产出比，改善经济结构。其次，短期内，允许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虽然可以减轻企业的税负，但却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利用率。最后，从长期来看，当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已促使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推进科技研发创新之后，就需适当调高企业所得税率，才能够提高经济长期的资本利用率水平，降低资本产出比。
附段性成果之二：《调整社保缴费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龚敏、杨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5期）
内容摘要：社保缴费率的变化会改变居民预期，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基于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调整社保缴费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不论是提高现收现付制还是提高基金制下的缴费率都会降低家庭的储蓄意愿；2)提高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率可同时扩大家庭在年轻和老年时的消费水平，但仅在个人养老金账户收益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提高基金制缴费率才会扩大家庭两期的消费；3)在缴费率给定的情况下，个人账户收益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距越大，家庭的储蓄意愿就越小。因此，当前政府在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应提高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的管理水平，优化投资组合，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提高养老金账户的收益率。
阶段性成果之三：《2016—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
内容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冶课题组于2016年9月2日发布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第二十一次预测。预测显示,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但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预计2016年实际GDP增速为6.63%，CPI增幅2.01%。课题组模拟了民间投资增速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若能提高投资回报率，使其维持在2013年同期约8%的水平，将显著提升民间投资增速，使中国经济在近期保持7%—8%的增长率；相反，若投资回报率连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其所导致的民间投资下降，将使中国经济降至比目前更低的增长水平。基于上述模拟结果，课题组建议：实行中性货币政策，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实行宽松财政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落实市场准入政策，扩大投资领域，稳定民间投资预期；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推进税制结构改革，降低企业税负。
4.重大项目之四：发展服务经济的经济发展及结构转换效应研究（项目负责人：李文溥，项目批准号：14JJD790007）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需求结构升级转换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燕武、卢盛荣、龚敏、李文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内容摘要：中国既存产品供给结构无法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变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居民消费结构将逐渐由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和高质量实物消费并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转换，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淘汰落后产能，构建能够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后的产品供给体系，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阶段性成果之二：《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状况分析》（李文溥、李昊，《财贸经济》2016年第8期）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财产收入占比过低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重要原因：在近20年来的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比美国和日本分别低了25．32个和16．7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美、日两国分别低了15．62个和3．36个百分点，而劳动报酬占比则分别低了12．84个和12．77个百分点。通过对中、美、日三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分解，本文认为居民投资回报率过低是导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过低的首要原因。与经济学的逻辑相反，近10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金融投资回报率反而低于资本更为充裕的美国和日本。究其根源，利率管制下过低的实际利率水平是导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过低的首要原因，而金融市场过高的准入限制导致的金融投资品匮乏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居民财产收入的增加。
阶段性成果之三：《民间投资下滑成中国经济新“痛点”》（李文溥《人民论坛》2016年08月（下），总第528期）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领域的“去产能”行动，首先“去”的是该领域的民间投资。扭转民间投资失速的真正关键是给予民间投资新出路，通过解除管制，打破垄断，让更多的民间投资进入第三产业的更大领域，优化第三产业的资源配置。
阶段性成果之四：《中国民间投资失速研究》，（李文溥，《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阶段性成果之五：《政治经济学常识》（上、下）（译著）（李文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
内容摘要：本书是威克斯蒂德的经济学代表作，1910年初版。其主要学术贡献有：第一，通过将边际效用概念引入到交换领域，并应用于生产和分配，重构了世纪之交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第二，通过保留价格分析，证明了市场供给曲线的可逆性；第三，对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李嘉图租金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杰出分析；第四，详细阐述了主观价值论的方法论应用。本书为罗宾斯1933年编辑出版的定本，此外还包括了威克斯蒂德在纯经济学领域一些值得保存的论文和评论。
阶段性成果之六：《用市场化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民间投资回升》（李文溥、王燕武、李静，《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2016年第45期）
5.重大项目之五：集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城市的分析（项目负责人：邵宜航，项目批准号：14JJD790015）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同时撰写结项书，准备结项材料，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刘雅南、邵宜航，《东南学术》2016年第4期）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国内再次兴起长期增长动力研究的热潮。而基于对我国发展实践和现代增长理论研究的考察与反思，我们认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应关注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性结构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核心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分层与流动如何通过影响创新进而作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可能机制，并在分析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性结构改革的相关建议。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层面的改革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阶段性成果之二：《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邵宜航、张朝阳，《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6期）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探讨关系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我们利用简单的理论模型解构关系社会资本对不同职业阶层的下一代向上流动的影响，并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资源数量和使用倾向两个维度刻画的关系资本，对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检验。分析显示，系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体社会向上流动，但其对不同模式的向上流动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从底层职业向中间阶层或由中间阶层向最高阶层的代际梯次向上流动有明显推进作用，但不利于代际间从底层向最高层的跨越式流动。
6.重大项目之六：集聚经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财税行为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建宝，项目批准号：15JJD790029）
本课题按照研究计划进行，本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中国大陆股市与世界主要股市的非对称相依性：GMC的研究》（陈建宝、崔振、李坤明，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利用Zheng等（2012）提出的广义相关测度（GMC）实证研究了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香港）之间的非对称相依性。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间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相依性。整体而言，外围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强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对外围股票市场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间的相依性正逐步加强，且对外围股票市场的影响能力亦在增强。
阶段性成果之二：《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单指数面板模型的惩罚二次推断估计》（陈建宝、丁飞鹏，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单指数面板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其估计方法较为丰富，然而鲜有估计方法将个体内的相关性考虑在内。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一类个体内存在相关性的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单指数面板模型，采用惩罚二次推断函数法和LSDV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证明了所得估计量的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Monte Carlo模拟结果显示其具有优良的有限样本表现，并将该估计技术应用于实际数据分析中。
阶段性成果之三：《Nonlinear Effect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陈建宝、夏琼、万子嘉，ICSD2016）
内容摘要：Using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PSTR) model, we study the nonlinear effect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exists nonlinear smooth transition mechanism;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has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an negative (positive) effect when provincial GDP is less than (higher than) 2.85 trillion Yuan; the optimal provincial GDP interval is [2.20, 3.63] trillion Yuan, where the marginal effect is negative.
阶段性成果之四：《经济集聚躲不开的征税效应—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新证据》
（陈建宝、禚铸瑶、宋超，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基于经典和新地理经济学框架下的税收竞争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本文提出了三个关于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命题假设。利用1999–2008年中国280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三维经济集聚指标体系，度量了我国地方经济的集聚特征；采用线性面板和带惩罚的分位数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的征税策略以及企业实际税率的线性与非线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形态和规模差异较大；(2)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经济集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征税策略，其税收竞争是政策引导下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博弈，而非“逐底竞争”；(3)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实际税负与劳均资本和资本流动性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4)企业性质结构与规模和城市基建水平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显著。
7.重大项目之七：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与促进经济有效增长（项目负责人：柏培文，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1）
按照本课题的研究计划，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详细布置各成员具体负责的工作任务，要求各成员认真负责，出色完成本课题研究，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阶段性成果主要有：
阶段性成果之一：《人口红利渐失下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柏培文、杨志才，工作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四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在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原因。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静态劳动收入占比和动态劳动收入占比均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24.2%，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全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应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0.235、1.380、1.742和3.055个百分点；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应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2.534和1.992个百分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制度保护的贡献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和全国差别较小。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贡献了12.572个百分点。
★学术研讨会情况
会议名称：2016厦门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宏观经济Workshop
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6年秋季预测发布会
主办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
举办时间、地点：2016年09月2日，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成果摘要：9月2日上午，我校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澳大利亚发布研究报告称：未来一年半，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维持下行态势，预计2016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将为6.63%。2017年，因外需持续疲软、投资继续减速和消费相对平稳，中国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但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这份报告是在当天上午我校、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6年秋季预测发布会”上发布的。主要内容是今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该成果的第21次发布，也是继德国（2014）、日本（2015）之后的又一次海外发布。
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先后在发布会上致辞。李建发说，“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运行10多年来，以模型为基础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发布已经举行了20次。特别是2012年秋季起，随着中国第一本向全球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的出版，使这项研究逐步走向了世界，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提升了厦门大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衷心希望这一项目能不断发展，在今后取得更大成功。
会上还发布了《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始于2013年8月，每年进行两次，与《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同步发布。迄今已发布了七次，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后，我校与《经济参考报》还举行了主题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增长转型”的“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40余名中澳专家学者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预测：2016中国GDP增长率为6.63%
课题组说，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因外需持续疲软、投资继续减速和消费相对平稳，中国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但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具体说来，预计2016年实际GDP增长6.63%，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CPI预计上涨2.01%，比2015年上升0.57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预计下降3.19%，降幅比2015年减少2.01个百分点；GDP平减指数预计上涨0.79%，涨幅比2015年提高1.2个百分点。
建议：高度重视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课题组注意到，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课题组运用模型对“提高投资回报率促进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政策模拟。发现：若能提高投资回报率，使其维持在2013年的水平上，将显著提升民间投资增速，使中国经济增长回到年增7~8%的水平；相反，若民间投资继续下降，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下降约0.5个百分点。
课题组认为，上半年民营投资增速的陡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过于重视“去”而忽视“增”有一定关系，与忽视为民营投资开辟新领域有关。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痛”。因此，应当适当调整政策。
当务之急是根据民营经济的优势所在，有针对性地让出一些投资领域。应当从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国有资本配置领域优化和鼓励民营投资相结合，让一部分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与此同时，开放自然垄断领域中的可市场竞争环节，创造条件，使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可市场化经营的事业领域。
从中长期角度看，应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刻的制度变革，是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必须实现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全面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具体而言，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起更加自由、开放、竞争的金融机构体系，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将当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逐步转变成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在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税率的同时，逐步开征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等，以减轻企业税负，并发挥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功能，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民营企业增加投资。
